有评论人士指出，对于科研能力较弱的学校，不承认会议论文意味着论文数量大幅减少，在评比和排名中会显著下降，因此只有那些有科研实力的学校才有底气会议论文。时代周报查阅发现，120多篇虚假论文的作者，多是一些专科院校的师生，综合性大学的相对少见，重点大学的更少。
尽管没有任何含金量的论文也可以通过会议论文集被某些数据库收录，但仍有“失信”的交易。时代周报在网络上发现了对一些学术会议的“申讨”：交了钱的学生们在EI数据库里检索不到自己的论文。而当记者电话咨询某“国际会议”的工作人员时，被对方为是前来追问论文发表履行情况的。由此看来，并非所有“会议”都能百分百实现承诺。
如果不是虚假论文被，如果会议组织方也能“守信”，论文发表的造假行为似乎没有明确的者，科研人员、中间商、“会议”组织者都从中获利。真正受到损害的，或许是中国的学术声誉。《科学》对中国论文买卖的深度报道，让关心学术问题的国内学者感到尴尬，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孙学军曾撰文感叹：“论文交易会把中国学者们的脸面丢尽。”
发表，或者出局
中国是科研论文发表大户，各种学术文献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论文数飞速增长，几年前就自豪地报道：“我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幅上升，居世界第二”。
孙学军曾总结，论文买卖现象多被归罪于两点，一是研究生扩招，二是国内的学术评价标准，一切向论文看齐，计件式管理学者业绩推动了论文交易市场的繁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教授杨卫去年底曾在《科学》撰写，将导致当前中国科研不健康的因素归纳为“占据了大部分经费来源的竞争性科研基金带来的经济”、“重数量而非质量的方法衡量学术水平”和“基于绩效的补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