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怎么定义行为，重要的前提是，是不的。由于经济学家趋于把法律界的定义处理为一种隐含价格。因此，在经济学家那里，非法与的区别实际上意味着成本的差别。对当事人来说，似乎很显然的是，非法活动的成本更高。如果拿贿赂与一般的交易行为作个对比，其差异就表现在，贿赂行为比一般的市场交易多耗费了额外的或追加的资源成本。
讨论的定义时，似有必要提及并另一个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寻租”一词在国内学术界不胫而走并被广泛使用。但大多数人是把它等同于概念的。例如，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报告《以制度创新根治》中，撰稿人就把定义成了官员的寻租活动。实际上，把定义为官员的寻租活动在国内学术界十分常见。但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虽然总是意味着发生了“第三方支付”行为，但通常指的是接受第三方支付的官员一方（这也是可以与官员受贿在概念互使用的原因）。而寻租的经济理论所指的“寻租者”并不是指受贿的官员，而是指这里的第三方的行为，也就是行贿者。所以，把受贿的官员视为寻租者是概念上的错误。更贴切的说法是，受贿的官员是设租者而行贿者才是寻租者。但反过来，寻租者并不一定向官员行贿，也就是说，第三方在寻租过程中可能并不伴随着货币支付。在，没有支付行为的寻租活动是经常发生的，如大量的游说活动。即使伴随支付的寻租活动也未必向个人支付。例如，捐款就不是向个人支付钱款的寻租活动。所以在概念上，与寻租活动是不能等同使用的，用寻租活动来定义似欠妥当。
概言之，是不的支付行为，所以它比正常的支出活动牵扯的成本更高。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用正常的交易手段来替代行贿？人们为什么选择去贿赂官员？简单而论，这是因为对于某些公共品（包括信息）而言，是唯一的提供者，人们在市场上“买”不到这些东西。这与管制私人品市场的情形还不同。当对市场的管制与消费者的愿望不一致时，往往会出现黑市交易，而未必是。而官员之所以有的机会，是因为官员依然面临一个公共品分配的基本问题。举个关于申请营业执照的例子可以说得更明白。
一般而言，执照的审批需要时间，申请人需要排队等候。在经济学家看来，排队等待的时间纯属浪费资源，因为这个被浪费的资源并未转移给“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存在着改善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更好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改进“生产者”的效率，让他们提高生产或供应的速度，使人们等待的时间缩减；另一种办法是找出更好的分配规则，或者使排队变得不必要，或者重新按新的规则排列先后，比如将“先来后到”规则改变成按年龄大小规则，或采用老弱病残幼妇优先权的规则将原来的等待顺序重新排列。但是，从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谁是最需要优先满足的人，或者谁是对时间评价最高的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贿赂是可以改善效率的，回为贿赂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有激励作用，一方面向官员支付一笔贿赂金可以加快供应的速度，另一方面，愿意出贿赂金的人也一定是对时间评价高的人，因此，贿赂成了个人显示偏好的手段。
但是，上述这个观点的逻辑仍有缺陷。正如我们在谈到与一般价格支付时的区别时指出的那样，用贿赂的办决价格支付问题的成本更高，因为贿赂是不的。如果通过贿赂能改善供给效率，那索性把贿赂变成公开的、的价格机制岂不更加理想？对于这些提供的产品，从理论上说，有多种可以改善其供给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包括使用像上海每月拍卖新车牌照那样的公开叫拍机制。虽说古典，这已经是比非价格机制在效率与公平上都更加优质的方案了。
本文节选自《被误读的中国经济》，深刻解读从到李克强时代的经济。
(责编：宋胜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