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起，卞赵如兰在哈佛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任教，1974年至1992年任哈佛东方语言文化系与音乐系教授。我问：“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活占据了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吗？”卞赵如兰说：“哈佛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校，对学问是很认真的，完全不能装假，我问自己：做得对不对？为什么做？走哪一个方向？我八十几岁了，还受它的影响。在这里教书很开心，可以说我运气很好，我教的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史、语文都是我喜欢的题目。哈佛是不管你的班有多大，只要你认真教，喜欢教，学生喜欢听你的课，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此地除了哈佛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大学等好多大学，所以大家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观察，不把自己看得太窄，可以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我请教音乐与中国音乐之间研究的异同，卞赵如兰说：“中国音乐研究是很新的，就是把音乐研究的方法应用在中国上。现在音乐上有所谓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题目不光是音乐了，应用在中国音乐上就很有意思。我很早就对音乐各方面都有兴趣，音乐跟生活的关系，音乐跟戏剧的关系，音乐跟文学的关系，还有世界上各种不同的音乐对音乐的影响。后来我教中国音乐，就研究古琴、京剧、昆曲、戏剧跟文人生活的关系。”
我好奇在哈佛大学教中国音乐，学生理解的程度如何？卞赵如兰说：“当然有兴趣的人才来读，我拼命想法子让他们理解。如果从音乐的社会学方面看，没有问题，完全从技术方面看，那就很难了。有人到此地来访问，教古琴、唱京戏、唱昆曲，就让他们学点。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很新的音乐课，不但是音乐本身新鲜，教的方法也新鲜，我一边学一边教，很有意思。”
卞赵如兰常到中国实地研究音乐，早在设备沉重的时代，她就背着器材到处采风，晚年依然向往：“我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在研究中国音乐中，我对音乐社会学有兴趣，就是音乐在人生中占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我在中国还有亲戚，反正有机会我就去中国，到处跑，身上带着录音机，调查、录音。我写的论文是讲宋朝的音乐史。毕业后研究中国俗文化，在方上还是试验，因为以前没有人这么干过，也没有人愿意像我这样到处跑。”
回顾自己一生研究的志业，卞赵如兰说：“音乐平常说是玩的东西、娱乐的东西，可是也可以做严肃的研究。不管是婚丧喜事，所用的音乐都是可以研究的，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研究音乐。音乐属于社会学，相当重要。为什么有一些音乐觉得很激进，有一些音乐就觉得很下等，让人看不起，是不是所有的艺术都有这种分别？除了音乐以外，舞蹈、绘画是不是都有这种分类？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问题。”
文/李怀宇
（作者系资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