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想的全球银行功能相比较，美国这家“全球银行”目前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美国产业结构出现失衡。美国过度强化军工、粮食生产和金融等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的战略产业，忽略了可贸易产品的生产，导致30余年来长期贸易逆差和“全球银行”资不抵债（海外债务总额大于海外资产总额）日益严重。这种态势需要及时遏制并逆转，否则这家“全球银行”将会面临“挤兑”。受到特里芬（Triffin）难题的影响，人们通常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货币的输出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实现。从英镑和美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主权货币的国际化都是靠资本项下输出而不是贸易项下的逆差实现的。持续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货币是发行国患上“荷兰病”的症状，一种因国际购买力来得太容易而导致可贸易产品生产能力或制造业衰落的结构问题。正如金管局助理总裁何东所言：“国际储备货币的提供，并不需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来实现。恰恰相反，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发行国的对外净资产（即累积的经常项目余额）必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正值。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过程，是发行国利用其资本账户和对外资产负债表进行期限转换的过程。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一家银行的角色：借短贷长。正如商业银行一样，要防止被挤兑，它必须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
就实际情况来看，美国1996~2010年经常项目下的累计赤字是6.98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对外净债务仅增加2.3万亿，美国的超级带来的这个全球银行“存贷款利差收入”是4.67万亿。这些金融收益主要来源于美元贬值引起的美国海外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美国对外债务由美元计价，海外资产大都是其他货币的资产或直接投资。因此，美元贬值一方面减轻美国的对外债务，另一方面又使其海外资产增值。
第二，美国对本国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本收益征收税收的能力受到挑战。我们发现这是美国这家全球银行一个致命性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负债业务或者说吸收存款的业务是美国通过发行国债来经营的，但是美国高收益的资产业务是通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投资来获取的。问题在于美国现在很难与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分享他们的海外利润。无法有效征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海外资本利得税。做负债业务需要付出成本，企业和金融机构做资产业务获取的高收益却不与分享，最后这个全球银行就玩不下去了，会因的债务问题而面临挤兑。这是美国体制较难克服的一个弊端。
第三，美国这家全球银行能否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已面临质疑。金融机构获得收益的性基础在于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金融机构通过它们的中介，将社会稀缺社会资源从低效率用途转移到高效率用途，从而导致一个新增财富在高效率实体经济领域创造出来。全球范围需要防范的是金融集团通过市场或垄断在不改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提高自身和整体经济的杠杆率，制造泡沫并获得高回报，而将泡沫破灭的风险给财政。这就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背景。
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有很长的要走，但方向应该是清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公信力或国家信用需要得到快速提升，并实施有效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对国际投资者的人民币国债和准国债市场。通过国债的供应，来动员国际储蓄，筹集低成本的资金。当然这是以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有效配置全球资源为基础的。因此，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具备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这方面需大练内功，并且还有很长的要走。
但是中国也有优势。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有可能解决好做“存款业务”的和做“资产业务”的全球化企业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利润分享问题，并处理好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国家利益的增进与全球福利的拓展之间的激励兼容问题。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潘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