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之所以被称为“”，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和波兰的下台。中国“价格”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央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用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只能是死一条”。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
在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央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在手，又推进价格，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前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比局外家更明白，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决意，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