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微信出现后，多年“失散”的朋友终于在春笋般的微信群中重聚。当时就有一个疑问，一面共诉日下、，一面是你好我好他也好的朋友圈，这两者肯定构成了不协调。或者说，倘若我们足够诚实，那么，在认为国德水准下降、互害成了社会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样承认一个事实：就在我们身边。
管理学中讨论企业伦理和悖论时，经常会提到“性贿赂”这一情形。这种现象在当下确实改观不少，但对那些从90年代前沿走过来的人来说，却可能是曾经的一种司空见惯并且需要面对的。毕竟，曾经一度地，洗浴店、歌舞厅等在中国也是春笋般涌现。
回忆过去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有一段在某企业总裁办的小事。老人家的个人秘书常常更换，有一次轮到我和另外一个兄弟为总裁换新秘书，我们心照不宣地找了一个身材较矮、微胖、皮肤较黑的女员工。安排完后，不经意地谈论起总裁喜欢什么样的秘书，高高的、显瘦的、皮肤白皙、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列举完后，互相哈哈大笑。
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偶尔一说的，而在这的背后则是“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只能让它是这么回事”的无奈和沉默。谁又能说，穿上新装的，为何不是在宣示一种“能耐我何”的嘲弄呢？
所以，当有人开始说出“性”（甚至“性侵”）这种大部分人都心知肚明、普遍存在，同时往往只会在私下偶尔谈论的事情后，她们所说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以及是否有夸张和弱化自己责任的可能性，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当然知道，任何一个孤案都无法我们对一种基本社会常态的认知，如果我们足够诚实。
性和性当然有其社会土壤，因此也确实无法简单地给施害者扣上一个“人渣”的帽子了事。但即便如此，我们对施害者能报以的理解依然是足够单薄的。
没错，中国的老板看起来人前人后风光满面，但在更厉害的面前，也只能憋屈低头装孙子，这种扭曲和焦虑足以让他们不得不寻找各种极端的、充满美学的方式去平衡心理，“黄赌黑”之类的社会异象具有一定的补偿功效。很难简单地说，找情人、找小三，对中国老板来说，仅仅是一种为了寻求外部慕羡的物化。
又或者，对于那些从事事业的人来说，也很难抵御形象的。有些人抱着理想和热情入场，但走着走着就步入。比如近期所谓“公益圈”“公知圈”中被指性、性侵的人，有人先是别人，然后自己也被了，认为人必定不会，自己也就开始不是人了。产生了迷之自信，第一次之后很难第二次。性和犯罪都属于上瘾之物，再有心肠，都难以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