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包括产权，要有清楚的界定及保障。这是说，票不可以乱投，因为投票可以剥夺他人的权利。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什么事项可以通过民主投票决定，什么不可以，是重要的学问。可惜之后的数十年，因为不同阐释的演进，权利法案的功能是被削弱了。半个世纪前在美国不能投票的事项今天可以。
没有明确权利法案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法，民主投票我是反对的。这是因为投票会导致分饼仔的效果，把某甲的权利转移到某乙那方面去。以香港为例，虽然今天还没有普选，但那所谓功能组别的议员取舍，有如下的大问题。你问一个议员他是代表着哪些人，他立刻答得出。你问他是否要维护这些人的权利，他会答当然是。很不幸，这是说他是一个争饼仔的代表了。如果民主有明确的权利法案的保障，这种代表不会存在。
重要的科斯定律说，清楚的权利界定及维护是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民主投票，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权利法案执行与维护，市场的运作一定会受到损害。弗里德曼曾经对我说，宪法是一回事，怎样履行是另一回事。他说，拉丁美洲的国家把美国的宪法搬字过纸，但搞得一团糟。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亚洲的国家推行民主政制，效果一般是令人尴尬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极力反对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这绝对不是因为我赞成独裁，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北京是一个独裁政制。我没有跟进中国的政治体系，就是今天也不大清楚。我当时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一定不会有好效果。
第二个香港经济要面对的困难，是他们的官员及议员一般不相信中国会不断地改革，或是他们假设他们见到的中国会停留在他们见到的。如下两方面他们的看法是大错。
其一，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解除外汇管制。十多年前，我对当时作为财政司的曾荫权说，中国早晚会解除外汇管制，如果他们这样做，上海会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级的金融中心，香港会遇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抢了不少金融生意到上海去。曾兄当时的回应是北京不会容易地解除外汇管制。不少我认识的对政策有影响的香港人都这样看。今天看来他们是对了大部分。然而，我的看法是北京早晚会解除汇管，上海早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竞争下香港斗不过。种种原因我解释过了。我早就认为中国会在不太长远的将来解除外汇管制，因为80年代中期起，我就跟北京的朋友谈到这件事。大致上他们同意我的分析，只是这里那里他们有点顾忌。现在看，上海会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会等到北京说的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