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指出，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无法掌控的—军方的力量，军方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包括对外军工贸易，这是蒋介石直接掌控的。

　　当年指称“四大家族”巨额财富、国家经济命脉，主要指的就是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起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宋子文无法从制度上影响它。后来资源委员会控制着糖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重要产业，对其发展和膨胀起作用的第一是蒋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对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影响，这个时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额，也很难楚。

　　记者：宋子文出身于近代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广州国民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时期先后出任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长和长等重要职务，从1923年到1949年，有长达26年的重要生涯。对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这样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高层人物，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吴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社会大，实事求是成为主要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机会看到宋子文档案文献。

　　对我而言，所谓问题并非很大障碍，我认为这段历史的尘埃已落定，去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历史性的握手更说明，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为历史，现在无论作为政党还是，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态来看这段历史。学术界和学者也能够用更开阔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来对以往国共关系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研究。

　　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对1949年以前本身和人物我们都可以进行研究讨论。当然，研究中国内部事务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们判断中外关系问题时首先考量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判断中国内部问题，我们要看有关者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与化进程，我主张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将具体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具体历史、制度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联系，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视野、多角度的比较观念，比如，我们研究宋子文时，要将宋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较，还可以将宋的前后不同阶段比较，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而言，不要轻易做总评价。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决。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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