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宋子文对和作为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经济、社会、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制度与的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倾向也不像营垒中的“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看待和，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学者需要尊重历史

　　记者：以往都是将宋子文作为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

　　吴景平：国民时期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关系不同。

　　在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与其关系密切，从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为副院长、财政部长和第一任央行总裁，为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打下了制度基础。宋子文显然很注意制度建设，他对当时的银行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对关税、盐税和统税制度的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制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对我们今天的国企和金融、外汇市场建设等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曲折、反复地往现代化方向行进，中国同时也在被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从1933年宋子文先后辞去央行总裁、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职务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得到了极大加强，但是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宋子文虽然以董事长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但他实际已退出的决策核心，而集副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于一身的孔祥熙职掌着财经。

　　宋子文再次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有直接关联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长身份复出，并通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对战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运作机制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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