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排名亚洲前25，总计发表了128篇论文，而只有三家挤身25强，发表论文总数为78篇，且绝大部分研究机构只发表了1篇论文。从世界标准来看，经济学研究水平还有很长的要走，即使大学也没有进入前100强。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551篇）仅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了113篇，如果以60篇（78位）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的门槛值，北大和仍需加倍努力。三、几点思考1．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是一流经济学研究机构在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笔者，不出三年，衡量国内第一阵营的标准将弱化国内期刊，强化国际期刊的发表，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在今年长江学者的评选中已经给出了强烈的信号，经济学科最终入选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都有很好的发表记录，包括最顶尖的《计量经济学》，学术水准比往年有了质的飞跃。有远见的学术机构，如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在4年前就开始实质性的推动师资和研究的国际化，未来的3-5年将逐步进入收获期。相比而言，、复旦、南开和武大四大传统研究重镇在研究的国际化方面乏善可陈，但其校友网络遍布知名经济学研究机构，如能迎头奋进，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否则会有出局的风险。南京大学近十年来是“本土化”发展成功的典范，但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如若不能重新调整发展战略、加快师资和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提前出局。2．中国元素、主流分析工具与国际同行的关注是成功实现研究国际化的必要构件。纵观学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的发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基础研究和中国问题研究。基础研究可以是算法的改进，也可以是提高了研究方法或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主要集中在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资产定价等领域。不过，大多数研究、或者说真正引起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但成功的中国问题研究需要同时具备前面提到的三个构件：首先是中国问题；其次要在主流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最后是问题本身和研究结论对国际同行要有一定的吸引力。钱颖一（1994）在预算软约束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短缺的原因和结果，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后获得了较大影响。仔细分析，他巧妙的把这三者结合在了一起。应该说，分析工具方面我们和国际同行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问题也可以找出一大堆，为什么这样的文章难以被匿名审稿人接受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提出吸引国际同行关注的中国化问题，如何找到有趣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这就需要学者静下心，细细观察社会现象，并对其加以提炼与总结。同时，我们还具有特别的“优势”：50岁左右的学者经历了两种体制间的转变，对中国问题有着敏锐和深刻的观察；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主流分析工具驾轻就熟，如何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3．大批量引进海外学者是迅速提高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径。大学具有身份组织的典型特征：如员有人门门槛、教授制校和同群效应。其中，研究人员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内其他人员的研究水平。和高水平教授合作，可以更快地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也更容易发表高水平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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