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方法逐渐完善，常用的方法是人力资本法和支付意愿法。前者计算由于污染引起的过早死亡的成本，后者则是询问被调查者：你愿意为让你满意的空气支付多少钱？支付意愿法在国外应用较多，但在国内，“反正不掏自己的钱，被调查者的回答容易虚高。”郑易生说。所以中国大量研究都是基于人力资本法的计算。
国外机构的算法有时也很“滑稽”。1997年，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的报告指出，1995年我国大气与水污染的损失占当年P的比重高达8%，为历项研究中的最高值。参与该课题的郑易生记得，世界银行课题组的大气损失计算方法是由美国人寿保险的赔偿金除以50得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均P占美国的1/50，远远大于中国专家的计算结果。
另外一项2007年结题的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研究结论是，2003年有35.2万人因PM10过早死亡，由于中文版没有经过中方课题组校对就交到了环保总局，kill被直译为“”，领导担心“外国人抓住中国的”，就删掉了损失寿命，只留下损失金额。
其间，透社和金融时报发现了报告的差异，称世界银行迫于压力，让数据缺席。这给中方专家过孝民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为此写了报告，解释早死的统计学意义。课题的研究结果只能在论文中发表。
同样参与过上述世界银行课题组的潘小川可能要幸运的多过早死亡数据得以在新闻发布会世。当年风波结束5年后，2012年底，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计算了等四个城市的过早死亡和经济损失。虽然发布会后第二天，潘小川也接到了环保部的电话。
如今，大气污染致过早死亡已不再是词。对于《计划》的影响，环保部规划院的另一测算是：每年减少将近9万人的过早死亡。而在2013年底的医学界权威《柳叶刀》上，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陈竺院士和王金南等合作的论文显示，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
对大气污染的重视“不是数字推动的”
相比过往，经济学者似乎告别了宏观计算且大声疾呼的时代，但也迎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
过孝民的学生们已不再纠结于宏观测算，而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比如，环保部规划院成立了一个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计算例如河流污染的损失对人体健康、服务业、供水的影响，为事故赔偿、公益诉讼提供支撑。
“我们常用复杂性、长期性和综合性来形容大气污染问题。大家对这个词汇太熟了，反倒忽略了这些词汇背后的真问题。”张世秋说，“我们需要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更需要科学研究、政策研究与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
郑易生已经退休十多年，很久没有关注大气污染领域的研究进展。看到满大街的口罩，他感慨当下对于大气污染的重视，是“人的健康推动的，而不是数字推动的”。
郑易生常对同行说，货币化很重要，但可以货币化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他参加的一个项目评审中，金额最高的一项居然是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洗车次数增加的钱，因为这一部分最好计算。
冰山之下的问题往往都是无法货币化的。“十年前我们计算各种数值，但喊半天不受重视。”郑易生说，“当时我们说要回到原本，也就是人体健康，才会引起重视，现在终于不幸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