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来自环保系统内的科研机构、地方环保局、社会科学院以及北大复旦等高校的研究者的结论主要告知污染损失占据P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大家都认钱，那好，我们就计算成钱。”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生说。
实际上，环保系统苦心算账是为了影响决策。
84岁的曲格平依然牢记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数字：污染损失占工农业生产总值14%（当时尚未采用P概念），这个数字直接促使被列为中国基本国策。
上世纪80年代初，治理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很难。在城乡建设部局工作的曲格平想找到一个有力的数字，即组织课题组计算污染损失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曲格平向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万里副总理汇报了14%这个数字，万里很，说要像计划生育一样，也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借此大势，规划院原研究员过孝民成为了我国最早用模型计算污染损失的学者。郑易生也受时任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坤民的委托进行测算，一万块钱的资助，四个研究人员做了半年。
有意思的是，在国外，测算的结果往往表征对就业的影响，而在我国，为引起重视，测算结论都是一大笔资金，且要换算成P/GNP的百分比。过孝民的研究是1981-1985年间，平均每年损失为380亿元，占1983年GNP的6.75%。郑易生的结论是1993年污染经济损失为1084.1亿元，占当年GNP的3%以上。
“这些数字造成的影响局限于学术界，对于决策界没有太多影响。”环保部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说。当年夏光也测算过类似数据。
测算进入视野则是在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首次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污染调整的P核算研究报告，也是国际上第一个以名义发布的绿色P核算研究报告。
可是，由于核算方法有待完善，纳入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体系还有待检验。绿色P的结果此后再也没有向发布，但环保部一直在继续计算，为内部决策提供参考。
领导担心“外国人抓住中国的”
测算过程中，专家们一临数据、方法欠缺甚至领导层对结论不解的难题，直到PM2.5进入视野，这些拘谨才逐渐放开。
作为第一批研究者，参照国际经验，上世纪80年代，过孝民将污染的损失细分为对农作物影响、建筑物腐蚀和健康的影响，但方法存在很大局限性对健康的影响只是对比了一个清洁的城市和污染严重的城市的发病率，饮食习惯等因素都无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