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2日下午14：30－16：30，第九届经济学年会国防经济学专场（1）在浙江大学外经贸楼顺利举行，卢周来、陈波、魏汝祥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场，六位同学做了十分精彩的发言。
第一个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系的的马惠军，他的论文题目是《国防R&D对军品贸易的外溢性分析》。 作者认为，国防R&D是国防科技进步的源泉，对军品贸易具有显著的外溢性。本篇论文构建了施塔贝格军火贸易效益模型，通过分析证明，国防R&D能够帮助武器装备供应国产生施塔贝格优势，从而促进军火贸易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制定“先发制人”的军贸战略，加强国防高科技研发，加大军工企业力度，从而提升军贸市场施塔贝格优势。
三位专家对该篇论文发表了评论，认为本篇文章对于研究如何促进军品贸易方面给出了十分有价值的，但是文章的不足也十分明显。作者在文中混淆了“外部性”和“外溢性”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另外，本文将重点放在了施塔贝格模型的分析上，论文的内容安排不尽合理，需要进一步完善。
接着进行报告的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辛伟刚同学，他对自己的论文《和平崛起中的中国：、防务支出与经济发展》作了详细的介绍。本篇论文首先交代了文章的相关背景，主体部分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国防支出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采用中国的数据和SIPRI数据，作者对模型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53年至1979年，影响中国防务开支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外部；之后，外部因素对中国防务开支增长的影响程度相对下降，而经济发展对防务开支增长的影响程度在增长。因此，自中华人民国成立以来，中国防务支出的增长主要是源自外部以及自身经济的增长，中国走的一条和平发展的道，“”是毫无根据的。
专家们对文章首先表示了肯定，但也指出了几点不足。首先，文章以1979年为分界点，但并没有说明这样划分两个阶段的依据；再者，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方法，可能会出现自相关的问题，文章缺失了对这一块的检验，而且线性回归模型过于简单，加入滞后期变量和政策变量等；最后，用数据和SIPRI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有何差异以及原因是什么，文章也没有交代，所以本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需要再作调整一下。
第三个进行报告的是警种指挥学院的袁迎珍，她的论文题目是《我国国防费最优结构的确定——对军兵种分配比例的研究》。该文首先对我国国防费项目支出结构进行了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然后在广泛听取和综合各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了国防支出结构优化指标的理论结构，并指出了文章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