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年时间里，我曾与十几个领域中的100多位专家交流过，读过数百篇期刊文章和论文，为了实地调查，我跑遍了从拉斯韦加斯到哥本哈根的许多地方，却发现“大数据”时代的预测活动发展得并不顺利。我的成功也只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幸运，一是尽管出现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成功；二是选对了调查案例。
本书提到了几个值得研究的例子，集人类判断与计算机功能为一体的天气预报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气象学家的名声不好，可是他们也取得过显著的进步，比如他们预测飓风着陆的准确度比25年前提高了3倍。与此同时，我还拜访过一些在赌城拉斯韦加斯轰动一时的扑克牌玩家和（体育赛事）赌徒。
但是，这些预测成功的案例必然是建立在一系列失败案例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让我们用一个特点来定义美国人——一个令其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美国人对卡修斯的：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一些教叛逆者迎着工业的曙光建立了美国，他们认为流动的思想不仅有助于其教，也有助于科学和商业贸易，“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勤劳、我们的傲慢和急躁、我们所有的强项和弱项，都源们那不可的，那就是我们要为自己做主”。
新千年给美国人带来的是噩梦般的开始。我们没有预测到“9•11”事件，而这一的出现并非因为我们的信息匮乏。正如60年前的“珍珠港事件”一样，其实所有的信号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没能将它们联系起来。因为对恐怖可能会有的举动不够了解，所以我们对那些数据视而不见，不知道将至。
近期，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也总是失败。我们天真地相信各种（预测）模式，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模式在我们进行假设选择时根本不堪一击，因此总会带来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尽管人们也在努力尝试，却仍然无法提早预测出经济衰退。幸好在控制通胀方面，我们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否则那些经济决策者就只能“盲目飞行”了。
与20世纪70年代一样，近来人们十分热衷于对地震进行预测，其中大部分高度依赖数学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但是，这些预测只是假想一些从未发生过的地震，对真正发生的那些地震却没有预测到。福岛核反应堆的设计可以抵抗8.6级地震，因为一些地震学家称不可能发生更高级别的地震。但是，2011年3月日本却发生了9.1级的特大地震。
错误地预测整个学科的发展常会危及整个社会。以生物医药学的研究为例。2005年，一位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医学研究者约翰•P•埃尼迪斯，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题为“为什么大多数发表的研究都是的”。该文对那些行业期刊中刊载的积极的研究进行了研究（这些认为那些在实验室实验中得到验证的医学假设堪称成功预测），认为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是毫无用处的。拜耳制药公司最近了埃尼迪斯的这个推断，他们通过实验亲自对那些医学期刊中提到的积极研究进行验证，但发现其中近2/3的医学假设根本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