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武钢职工徐武，在因“病”被强制入院治疗4年后，从病院逃离到千里之外的广州，但旋即又被跨省追回。
5月5日，就此引人关注的疑似“被病”事件，《》发文，严正指出：“非经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他人的，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病人也是受法律的，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和家属不透明的下进行。”
如果说强制收治的前提是“造成危害结果”，徐武行为的危害结果是什么？徐武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为何对一个“病人”如此关心？
这一事件，再次反映出我国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没有门槛，缺乏程序规范，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在此背景下，病鉴定尤其是强制收治，很容易标准模糊乃至随意轻率。
我国法律虽然对什么症状的人可以送治有涉及，但是对什么人可以实施送治行为，该遵循什么程序没有相应的规范。公权部门、工作单位或其他组织，有没有将病人或疑似患有病的人送往病院？是不是需要征得病人本人或亲属的同意？法律现在尚没有相关。没有了法律的严格，而很多医院又，只对付款人或送治人负责，或是唯行政命令是从，导致病送治乱象丛生。
根据卫生部2007年的《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疾病有10大类、72小类，近400种，包括老年痴呆症、焦虑症、失眠症、人格障碍、智力低下等，这意味着这400多种疾病的患者都可以被强制收治。再加上“疑似疾病患者”，即未经诊断的人，其实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强制收治的对象。
由于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实践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无异。”
我国的卫生立法始于1985年，至2010年已历时25年。报告指出，虽然其间数易其稿，但《卫生法》依然未能出台。在《卫生法》难产的同时，地方的卫生立不断出现，目前中国已有六部地方的《卫生条例》。这些立法都是由卫生部们牵头起草，专家组大部分为医生，未能将人口、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吸纳进来，从而使病学专家垄断了立法资源。医生及医疗机构的责任被缩小、而则被放大，与此不无关系。
尽管我国的《卫生法》尚在襁褓，尽管“无、不强制”还没有具体条文落实，但必须看到，即便“强制收治”是为了“治病救人”，也是以为前提的，需要格外谨慎。更要看到，非经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他人的，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病人也是受法律的，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和家属不透明的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