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庄河市龙王庙一千多名村民来到市，投诉村干部在填海工程和补偿中涉嫌挪用、受贿和玩忽职守等问题。村民们在市门口集体，要求向市长当面反映情况，但市长最终没有出来接待。（2010年4月21日《潇湘晨报》）村民集体请求市长主持，敦促有关部门惩治，但市长在办公室“稳坐钓鱼台”，始终避而不见，这是一幅颇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主人了，在哪里？”从官员的角度，一般会认为，市长不出面接待村民是对的，否则可能给村民造成“市长接待我们了，肯定我们了”的，可能提高村民的期望值，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在不少地方，这已是官员应对舆情的经验之谈。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和娘亲”，是中国人表达请求、吁求和乞求情感的最高级形式，而一群人集体，无疑又扩大了这种最高级形式的规模，使其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悲情力量。从常理推断，村民们此前应该向镇、县及一些职能部门投诉过村干部涉嫌的情况，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上级“把秦香莲的状纸批转陈世美同志处阅”。村民们万般无奈之下，不得已跑到市门口集体，希望以此引起市长的重视，促使有关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可以说，村民们绝非“刁民”，他们谁也不愿一开始就把事情故意闹大，之所以走到集体的地步，很大程度上是被基层和有关部门的严重“逼”出来的。

　　有人虽然对村民求告无门、无表示同情，但却认为他们集体是“人格的自贱”，反映了“乞求代写论文做主的封建意识”，“一见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持此论者简单地用王朝时代父母官的刻板形象，来比照并矮化今日百姓的行为，其实是对弱者怀有不小的。更严重的论断可能来自某些地方，他们往往傲慢地将百姓的这类集体行为视为“极端行为”、“过激”，认为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由此就可以借“社会稳定”之名，对集体陈情的村民进行的。以上种种“傲慢与”，十足令人担忧。十七大报告在谈到“扩大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时明确提出，要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拓宽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保障“表达权”首次写代会报告。人民充分行使表达权，是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一个基本条件。人民行使表达权的形式应该是多元的、不断丰富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不断拓宽的，如《》刊载的一篇著名评论所言“：解放思想，尤其需要先解放表达。”由是观之，村民在市集体，本质上是村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表达权，理当受到法律的。集体并非什么“极端行为”，不过是行使表达权的一种较特殊的形式，对此不必高度、如临大敌，更不能随意警力，采取极端措施予以处置。

　　以保障人民表达权作为现实的支点，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拓宽渠道，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