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本来不是问题，资源的条件也不错，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不断地在这个地方不断地发育，如果说我们的土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就不是这个状况了。土地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偏偏我们遇到了问题。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事情人们并不是太清楚，经常说土地有问题、有问题，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样概括？我谈一我下的看法。首先是一个农村农业的问题，我们中国农业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严重地低下，如果我们的农产品价格特别是谷物降低30%，当然今年降得很厉害，从去年小麦1块、玉米1块降低了30%，就有可能和国际市场形成一个抗衡的价格。但是到玉米、小麦卖7毛钱这个地农民没法种了，甚至大农场都没法种了。国家如果提价的话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农民交的粮要大量地进国库，甚至走私进来的粮也要交给国库。我们的粮库存的粮不一定全部是中国农民种的，还有国外的。我的调查是，我们基础经济的制度，或者加一个“传统”的词，是我们降低农业效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在江苏盐城做调查，梦见躲藏就是在土地规模适当集中之后，农业成本可以降30%，但是扩大规模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土地是农户承包，把他集中到一定的规模以后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地租，中国农业地租率之高全世界可能独一无二。因为我们的地租几乎要把所有的农业纯收入都包括进去。我说的是“纯收入”，不是“盈利”。
现场有嘉宾向英教授提出问题，第一个问题，土地虽然特别重要，但是都有共识了，其中一个很关键是怎么消除在土地供给这一块的垄断，具体怎么干？第二，您提到了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城市要么诞生，要么现有的已经界定为城市了，怎么去处理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有些城市他有一个马太效应，强者会越强。英教授：第一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的问题，跟家的见识有关系，所以我特别讲了一下要改变观念，你是几百年前土地的思想，你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我们的政策往往出自，部门往往是领导人说了算不辩论、不吵架，我们政策有些时候是吵出来吵出来以后大家投票，这样不离十。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等待他读书、学习、思考，这个事情就有偶然性。我们的报告上去以后不一定读得到，第一个问题等于我没办法回答。我们就是不停地呼吁，各种场合都讲，部委开会、市长坐在那里也讲，我们有时候党派跟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党派的说我们容易给中央汇报，一个月汇报一次，我说我就这么一些想法，你们没有研究的力量，我们研究你说。我们也说，我们就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 第二个因素，你说美国早期东部发展，为什么后来西部发展？一定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因为西部的地便宜。我们实际上还是东部发展快，现在的西部发展主要是成渝地区，别的地方不是太好，贵州也还行。到现在东部有些地方都给人免费送地，你项目好的话我就变相地把地给你了，这样一个情况东西部怎么发展？本来中国的交通已经非常发达了，西部部署一些项目其实效益不见得低，老说城市大的效益高，5万人城市规模不小了，5万人有那么2、3个大企业，不影响所谓聚集效益。那个不发展了，是5万人的大城市。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通过市场化来解决，一定要放手，你只要抓农业去，其他的地一律放开，但是一定要有几个杠杆，比如几个指标，经济密度，还有人口的居住形态，几个因素控制起来以后，其他的交给地方决定，一定不能价格，地价不能了，西部肯定就容易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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