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先生对我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指导，使我受益终身。我选择的是对胡汉民晚年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在写学位论文前，我几乎没有写过正规学术文章，要完成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难度很大。胡汉民是内的“理论权威”，言论相当多，思想较庞杂。胡汉民晚年的三项主张“抗日”、“反蒋”、“剿共”是根据“三义”归纳出来的，故论文初稿的结构就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主义”分成三大块，每块都先叙述胡汉民原先是如何认识的，再论及晚年有何改变，最后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评价。茅先生阅后指出初稿写得较散，读起来不顺。将胡汉民原先对“三义”的认识归成一块，作为立论的背景，再分别对三项主张加以论述。依茅先生的改过之后，文章果然条理清晰了很多，做到了重点突出。论文大致完成后，茅先生又要求对段落、谴词造句多加修改，精雕细琢，以求用词精确，立允。他形象地说，好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现在，我常用茅先生的这句“名言”来教育学生。）
论文写作期间，茅先生更重要的指导是告诉我，要实事求的原则，依据史料得出结论。在此之前，史学界对胡汉民的“基本结论”是，他“”，属内的“”，是个该完全否定的人物。大量资料显示，胡汉民在其晚年三项主张“抗日”、“反蒋”、“剿共”中，最注重的是宣传抗日，且有支持抗日的行动。因而我提出，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不能纯以是否“”作为评价时期人物的唯一标准，对胡汉民的抗日主张应该予以积极肯定，而对其一生也应有全面地认识。以上的认识构成了我论文的重要论点。在论文定稿后，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论文对胡汉民这样的“”评价过高，这样的论文不能答辩。本来我的论文初稿是同届同学中最早完成的，临近毕业，其他同学都打印完毕，有的甚至通过了答辩，而我却拖在那里，十分着急，便去向茅先生报告。茅先生再次问，论文选用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确实可靠。又问，如果答辩时有人提出，你能否回答。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茅先生最后说，只要材料可靠，你认为正确的，就要。结果，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不仅顺利通过了答辩，还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著名的史专家李新先生认为论文在人物研究方面有重要突破，将其推荐给《历史研究》发表。论文的成功，凝结着茅先生和其他指导老师的心血。而我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从茅先生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一直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都有相当的助益。
勤于思考，思开阔，不拘泥于已有成绩，勇于创新与实践是茅先生做学问的一大特点。而严谨认真，平实公允是他做学问的风格。这都是我们后辈需要向茅先生学习的地方。为了学术传承，我这两年在为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生授课时，专列“茅家琦教授的史学成就”一讲，很受同学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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