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崔之清、董国强编著《焚膏补拙：历史学家茅家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茅先生”的尊称是有来历的。刚考上研究生时，我们仍沿用本科时期的称呼“茅老师”。那时崔之清教授已从茅先生门下毕业，对师弟师妹们的“”颇有微词，“”我们说，“在我的家乡，教小学的老师才叫老师，教初中的老师就要喊先生了，你们怎么还能喊茅先生是老师呢？”我们遂改尊称“茅先生”。
茅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已有，高山仰止，勿庸学生赘言。近二十年来，有幸能在茅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学习与工作，是他将我引入史学研究的，他的和指导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至深。这里只讲他指导我写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事，从中也可反映出茅先生教书育人与做学问风格的某些侧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茅先生在太平方面的研究已享誉，但他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常常思考如何拓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据说他从七十年代中期就曾提议利用南京独特的地缘优势，开展中华史研究。当时十年“”尚未结束，深受的历史学界正在“评法批儒”与“批《水浒》”，史差不多还是禁区，他的想法当然不能化为现实。随着“”结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茅先生再次提出开展史研究，1982年，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国内高等院校中最早招收中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则幸运地成为茅先生在中华史方向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我们开始学习时，中华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大到对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小到对具体事件人物的评价标准等均有许多的争论，众说纷纭。这是那个一切都须时期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有的现象，处于草创阶段的史研究更是如此。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尚未入门的我面对争论却无所适从，感到困惑。茅先生在授课时常我们，做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收集史料，研究一定要依据史料立论，不能故作新论，哗从取宠。像史这样的新兴学科更应该如此。当时，我和“小师姐”戴莹琮（后在美国得博士学位，留美教书）每学期末要去茅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茅先生说话不多，听我们说，而我们对他十分，去前商量好的汇报内容很快就讲完了。每次谈话时间不长。记得茅先生问得最多就是，“外语学习怎么样？”“古汉语学得怎么样？”他言简意骇，指出学好外语与古汉语，才能更广泛地掌握与运用史料，使学问更扎实。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