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直接融资市场不仅承载了有效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重任，而且决策层希望在国有部门中引入更多的民间社会资本，为国有经济部门注入市场活力，并盘活国有经济部门的存量资产。这或许就是最近财政部其内部各司局并未做过京津冀产生42万亿投资规模相关预测的缘由之一，因为这很容易让市场理解新的负债式刺激再度上弦，而决策层规划的京津冀一体化等城市群发展，更希望通过直接融资、利用民间和社会资金，而非国有部门再度加负债杠杆。
其次，目前的投资是融入在全面深化的大背景中，投资的取向虽有“保增长”的现实，但也越发突出地带有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和为全面深化开疆扩土的强烈主观。最近的局会议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反映这一轮投资凸显稳增长与促、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同时将有助于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发力的土壤和。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在决策支点上是期望加大京津冀的协同，推动城市群发展。有关研究显示，早在2001年大纽约区、大区和五大湖区分别占美国P的24%、21%和20%，日本、英国、法国等也类似，而国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分别占全国P的9%、18%和10%，反映国内各大城市群发展潜力较大。
当下需要厘清观念的是，旨在发挥关键作用的投资，应看作是促进的手段，而非是保增长的目标。单纯解读为通过投资保增长将会偏离决策层战略布局的航向。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决策层就已明确认定锐意是稳增长的防滑梯，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动机。而要真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经济注入内生活力，不仅要从认知和行为上真正有效厘清与市场的边界，深化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而且要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对市场进行轻税薄赋，真实有效降低行政等非市场成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而这就要求即便是投资型积极财政政策，也应致力于公品和服务的供给，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创造条件，而非是国有部门继续赤膊上阵，这也是国企混改、PPP模式的内核。若在简政放权等全面的背景下，行政部门还在要求市场主体证明“他妈是他妈”，变相让市场和居民承担行政执行成本，并让总理操心，那就是部分行政部门未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的新一轮。
总之，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是公共财政，而不再是建设型财政，发挥关键作用的投资是为作嫁衣裳，而非是为稳增长而投资刺激。因为才是稳增长的防滑梯，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和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