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财大毕业后，我1981年底赴美留学。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学经济的学生想必还都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Newsweek的对峙，各开专栏互打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我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的观念或说辞，多半是藉口或。孰大孰小，归根结蒂，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
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的有组织的”，才有“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地”分配来分配去。在文明竞逐的过程中，我甚至以为，你若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把“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了，许多经济学的观念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经济学的理论，多由观念堆积及其逻辑推演而成，很少是基于历史发生过的史实和数据分析为诠释基础的，这样的研究方法正在发生范式转变的趋势，而几年前的市场崩塌也在催促经济学人深刻反思。人们发觉，许多的观念假设和构造精巧的数理模型并没能很好地发展或预测市场，不惟如此，它们甚至无法提供过往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根源的解释而具有力。萨缪尔逊就坦言，“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能确定的，就是我们所知甚少。”可谓知人知己。
总之，要制定和贯彻能够奏效的经济政策，人们开始明白，是无法靠设计出“合理的行为”来达到目标的。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把握人群合作的条件。
这着经济学观念的重整，经济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再造，对于年轻的经济学者是个极好的契机。徐瑾以她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丰富练历和敏锐观察，娴熟驾驭了复杂高深的经济学观念，让我们更期待年轻一辈经济学家，不但能描述观念的，而且参与到经济学本身的重整和再造，建树丰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