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频次历届最高的“党的领导”
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历史任务各有不同。
四中全会公报开明义，提出“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要“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实际上，这段话可以理解为，现在既要活力又要秩序。如果三中全会更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全面深改来社会活力的话，那么四中全会无疑是要通过依国，为更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战。为此，公报在结尾再次将两者相提并论，“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全面推进依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当然，四中全会的公报丝毫没有忘记习总上任时“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宣示。文中虽然以13处强调“党的领导”的高频次创造新纪录，并且更明确地点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但却有更大量篇幅在事实上指向了对执政党的约束。
这种约束的方向有二：党纪和国法。公报上的这句话，“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法律理政，也要求党依据法规管党治党，”很显然，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仔细阅读公报，可以发现，有多处文字均是在呼应这两句话。
比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各级领导干部不得违法行使，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查处、违法用权等行为”这些相对具体的要求，指向明确，就是要求“党依据法律理政”。
再比如，“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完善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运用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这就是要求“党依据法规管党治党”。
其实“法规体系的完善”是个很大的问题。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说法，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我们通常说“”，也并不意味着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用受国法惩治。
实际上，此前几个月官网一直在论述一件事，那就是党纪只会比国法更严。这一点从许多官员接受调查时的新闻稿中就能看出来，包括今年最大老虎在内的许多老虎倒下时，说法是“涉嫌严重违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违法，只是需要进一步查实。还有今年通报时对“通奸”一词的使用，就是引据“党纪”，而非“国法”，因为前者更为严格。
以来，肃贪之严厉，作风整顿之认真，国人拍手称快，有目共睹。但也有将之解读为“”、“运动式反腐”，四中全会表明，这些所谓的观察者实际上要么对中内的规范程序不甚了了，要么故意对其依法从严治党的决心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