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学系教授杨光斌
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难免是伪问题
经济学和学本来是一家子里的事，因此学家自然关注着经济学家之间的事。最近有一场“市场派”代表张维迎和“有为派”代表林毅夫之间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就属于作为书本知识的技术知识与作为人生智慧的实践知识之间的争论。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两类，即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是书本上的，而实践知识则事实上是一种人生智慧。
在我看来，动辄“回到斯密”、“回到哈耶克”、“回到”之类的观点，难免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技术知识”，往往是不愿意面对中国，不愿意“回到中国”。拿某个人的虎皮做大旗，如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还能糊弄一些门外汉，今天这种做显得很不合时宜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技术知识”，也需要言之有据。说什么“儒学是私学而非官学，否则就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中国思想史，思想如果没有变为思想，怎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思想通过这个组织化中介机制的，进而变成正式制度即所谓的制，形成正式制度下的延伸品即非正式制度，这个思想才能有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可是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道理。斯密的思想是这样，哈耶克的思想是这样，孔子的思想更是这样。所以，即使讲“技术知识”，也不能想当然。不仅如此，当辩论与市场的作用而扯到孔子时，本身就已经非常不专业了。
搞微观经济学的大概都不喜欢“有为”之类的主张。但是，一直盼望印度超越中国的中外学者为什么总是失望？就在于只是从微观的市场主体即企业来看问题，没有认识到企业下面有社会结构，企业有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是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计算不出来的，死守主流经济学也就必然看不清中印两国因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的差异而带来的命定式差异。经济学是不是应该借鉴点学的常识？经济学不是简单的经济学，至少是经济学；经济学不但是经济学，还是历史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林毅夫的高度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我因从事比较研究的需要对林毅夫的文字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毫无疑问，其界银行的经历对于其创作《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也就是说，亲历广大落后国家的现状与听说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不仅如此，林毅夫还有纵向的世界史即基于世界经济史的关怀：从来没有后发国家按照当时的所谓主流理论而走进发达国家行列的。
林毅夫教授讲的其实就是“常识”。“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能否发现。发现“常识”都是重大发现，如牛顿从苹果掉下来而发现，而一般人则只是吃掉苹果。同理，犯常识性错误都是大错误，比如历史上曾经搞过的跑步进入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