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李松蔚正在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在那里工作了7年，接待的来访者有近200名。最早每个北大学生可以有8次的免费心理咨询机会，后来由于预约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缩短为6次。
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李松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
在他的观察里，这批学生从大一起就希望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制订一个完美的规划。他们大二就急着去实习，知道申请出国需要学习好、发表文章，一早就会考虑需要认识一些什么可以写推荐信的老师。他们拥有太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网络上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过来人”。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
“表面上现在的学生生活得非常充实，但我认为人类很难对遥远的东西具有掌控力，他们反而容易迷失坐标，越来越没有方向。” 李松蔚说，“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很不踏实、不确定、迷茫。”
“疯狂的焦虑心理”
2月10日，高地清风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开了几个App软件，有的监测睡眠质量，有的能辅助平稳呼吸、从而“做正确的决策”。它们都与时间管理、高效工作相关。他还拿出几盒饼干，“吃点东西能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更容易。”
高地清风本来是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但进入拖延症小组、建立“战拖会”后，他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译书、建网站论坛、接受采访，也有人请他讲课、写专栏。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时间管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医学、进化生物学、哲学等学科，至于自己的博士课程，他正在考虑休学，心从事“战拖”方面的工作。
在网络、的共同推动下，“拖延症”一词竟然已经拥有了靠它谋生的人。2010年，武汉一家找到高地清风，因为拖延症“新鲜、有意思”。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采访邀请，“拖延症”也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
2012年初，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一小时;脑子被搅乱，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大脑缺血，必须睡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