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预测成功的案例必然是建立在一系列失败案例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让我们用一个特点来定义美国人一个令其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美国人对卡修斯的：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一些教叛逆者迎着工业的曙光建立了美国，他们认为流动的思想不仅有助于其教，也有助于科学和商业贸易，“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勤劳、我们的傲慢和急躁、我们所有的强项和弱项，都源们那不可的，那就是我们要为自己做主”。
新千年给美国人带来的是噩梦般的开始。我们没有预测到“9?11”事件，而这一的出现并非因为我们的信息匮乏。正如60年前的“珍珠港事件”一样，其实所有的信号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没能将它们联系起来。因为对恐怖可能会有的举动不够了解，所以我们对那些数据视而不见，不知道将至。
近期，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也总是失败。我们天真地相信各种（预测）模式，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模式在我们进行假设选择时根本不堪一击，因此总会带来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尽管人们也在努力尝试，却仍然无法提早预测出经济衰退。幸好在控制通胀方面，我们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否则那些经济决策者就只能“盲目飞行”了。
与20世纪70年代一样，近来人们十分热衷于对地震进行预测，其中大部分高度依赖数学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但是，这些预测只是假想一些从未发生过的地震，对真正发生的那些地震却没有预测到。福岛核反应堆的设计可以抵抗8.6级地震，因为一些地震学家称不可能发生更高级别的地震。但是，2011年3月日本却发生了9.1级的特大地震。
错误地预测整个学科的发展常会危及整个社会。以生物医药学的研究为例。2005年，一位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医学研究者约翰?P?埃尼迪斯，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题为“为什么大多数发表的研究都是的”。该文对那些行业期刊中刊载的积极的研究进行了研究（这些认为那些在实验室实验中得到验证的医学假设堪称成功预测），认为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是毫无用处的。拜耳制药公司最近了埃尼迪斯的这个推断，他们通过实验亲自对那些医学期刊中提到的积极研究进行验证，但发现其中近2/3的医学假设根本不能成立。
这些大数据终将推动社会进步，至于这种进步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进步的同时是否还会倒退，这些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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