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合一
“无家庭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只顾及自己小家庭利益而完全置社会其他利益于不顾的社会信条，传统的族主义一直以来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维系着核心家庭之间的纽带，但随着的变迁，中国已经陷入“无家庭主义”——这是陈奕伦写的《无社会的》中的一段话。
陈奕伦对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变迁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许他到乡村支教以及哈佛毕业后到乡实习，是为了进一步验证他的研究，也或许这样的实践经历，是为了进一步充盈他的思想。总之，陈奕伦始终会将思想与实践很好的结合，做到行知合一。
陈奕伦的毕业论文题为“现代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参与”，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人们的社会参与度越低。这个结果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陈奕伦的解释是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中国城市规划太差导致人们参与社会组织的安全感降低而成本提高。即便是毕业后，陈奕伦还继续验证论文中的另一个结论——有教的人反倒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意愿更低。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缺乏构建社会的组织形态，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于是，陈奕伦鼓励年轻人多参与公共事务，甚至有些动情的呼吁：“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将不仅是前人们遗留给我们的，更是由我们自己用行动与付出去塑造的。哪怕只是些小小的行动，会让一些学生有更好的公识、更好地接触社会，也能让农村的孩子们感受到一点来自他人的善意。”
在呼吁的同时，陈奕伦会身体力行。从2005年开始到贵州支教，到后来与哈佛大学的一个支教组织Peer（Peer Experience Exchange Rostrum）合并，陈奕伦也从最初给孩子上英语课衍化成推行发展性公益，对孩子进行人文素质上的综合培养，教给他们一种思维方式。
“我没有想到Peer的对于中国一些乡村孩子来说并非难以理解，即便是关于‘从美国看法的’的课程，到后来也能引发孩子们的讨论”。陈奕伦发现自己低估了这些孩子，他们的思考能力并不比城里的小孩差，只是没有开发而已。当然，陈奕伦也会有意识的避开针对特别偏远山区的孩子推行这种发展性公益，怕一旦给他们打开了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又没有能力走出去，会显得很，甚至通过不好的途径达成愿望。做公益需要很好的模式与技巧，陈奕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也坚定了。
2012年陈奕伦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留在美国，直接申请到支教的那个贵州乡村的乡实习。“一方面对那里有感情，另一方面不想再只做个外来者，而是真正的融入那里，了解当地人的生活”，陈奕伦这样解释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