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财政收支——预算法的修订并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下去。目前的主要内容是对收入总量的控制和支出项目的内容的更正。尽管财政税收的增长得力于加强征管，但１只手多收税压抑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另１只手扩张公共投资，无疑增加了投资风险。此外，在好的项目储备基本耗尽，财政帐面资金相对充裕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增发国债？
而对支出而言，１是中央财政似乎对基础设施的“软项目”投资不足，尤其是对于自身职责之内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尽义务不足。例如，相当多的西部地区颇为贫困，农民很少或基本没有现金收入，基层靠来维持“民办学校”和自身的。２是中央财政似乎了农村仍然是持续的净剩余流出的地区。在县以下金融机构基本被撤裁之后，通过国有或民营金融机构向农村注资资本已不现实，那么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投融资便利就势在必行，但这１块却恰恰是比较匮乏的。对于此，应当进行相关的立法，把财政支出的项目以及正当程序进行合理的规划。
其次，以法律的形式免除农业税费，而不是行政命令。为什么农业税费必须免除？１是税收的源泉是个人所得，鉴于农民阶层很少有月收入超过800元的，因此其绝大部分本就不应该成为现实的纳税人。２是寄生在农业税上苛捐杂税太多。中央财政仅仅通过5%的农业税汲取了约300亿的税入，而各级在其上滋生出来的税费估计在2000多亿！从中央财政看免除农业税无伤大雅，否则盘根错节寄生出来的税费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沸腾，而且还加大了财政的另１层面上的风险。
第３，对税法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首先就是要把税收立法的真正主体的地位突显出来，让全国及其常委会真正的作到税收立法。同时对的对税法的越权性设立进行必要的纠正与认可。接着应当对名义税率进行必要的调低。过高的名义税率导致了广泛的偷税漏税，而这又１步导致了税收大检查和惩处的难度，变成高税率、高违规背景下的法不责众，要解开这样的“死结”，只有降低税率和强化征管。目前，对个人的所得税已因起点过低而为“工薪税”或工资附加税，而对企业的所得税方面，尽管统１内外资所得税率原则已定，其趋势只能是内资企业所得税率向外资企业靠而不是相反，但至今尚无动作。所得税的恐怕还不是最紧迫的，更为迫切，实践表明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如此宽的生产型的税基，也可能并不能承受高达17％的税率，因此，无论是所得税还是，都需要切实地降低税率。
当然，财政风险的法律控制远不止这些，但是，这３者应是当务之急。需要补充的是在对财政风险进行法律控制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已有的行政政策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在必要的时候将其化。
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远没有到达发达的程度，中国财政的发展处于瓶颈阶段，财政风险的不断扩大，也正是经济实力真正雄厚前的阵痛。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它，而是应该是各种途径，包括法律途径去解决它，真正的解决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如此，更能对经济的进１步发展提供必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