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上升，出口增速上升（来自出口市场份额扩张）；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消费占比开始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下降，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中国的经历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类似。中国的消费/P自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固定资本形成占比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出口增速放缓，半数以上来自出口市场份额下降。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口驼峰型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中国目前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共性表现。
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产业角度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2）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3）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与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中国截止2016年的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镇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还是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服务占比偏低同样与较低的城市化率有关。比较而言，城市较农村会提供更多的服务，较低的城市化率与服务占比较低形成了对应。
差距背后，是“重发展、轻服务”的职能定位以及相关措施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公共政策决策和公共资源投入更加看重当地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地方官员升迁和官员集团福利。这个激励机制导向下，更看重建设项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占比过高以及投资当中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多被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可以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当中的很多服务受制于过度管制政策不能充分发展。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在加上土地、户籍等政策不到位，使得城市对于众多农村人口只能是个暂时的工作地点，而不能长久地安定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偏低，以及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过低。
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职能。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型，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职能离不开社会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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