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经济增速下行趋势必须靠提高效率
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比如，过去依靠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进入城市，使得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另外，当中国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差距缩小以后，再用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促进发展的简单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空间也变的很小。
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就会发现，效率提高的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下行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
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靠提高效率来对冲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针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政策去适应这个变化。
结构性并非中国原创
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呢，要靠结构性。我看到有些文章说结构性是中国发明的新词，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比较老的人还记得，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主义大论战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过。进入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了21世纪，界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范围内，这个词还是经常被运用的。
我跟一些经济学的同行，比如的钱颖一教授讨论过为什么的经济讨论中常常用这样的词，而在中国的经济讨论中常常不用这个词，而是用体制。大概有一个区别，就是体制是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取代过去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在国家，他们已经建立了市场制度，但是其中有某些结构存在问题，所以这些结构要进行。
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些国家要结构性，他讲的是市场制度中的某些环节。要使市场制度更好的运行，在这些环节和制度框架要进行。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记得英国的《经济学人》，也提出来了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当时《经济学人》所说的结构性着重的是对于经济管理的体系，监管的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呢？我觉得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在2000年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但是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制度环节上，跟原来所要求的市场制度是不衔接的，甚至有冲突的，这些地方都需要。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还需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