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指出，要想提升农村教育对教师的吸引力，关键要加大农村的吸引力，真正实现农村与城市的一体化发展，要让工作在农村的教师获得与城市教师相同的幸福感，要让他们自愿留在农村。离开了这个基础性条件，其他的引援政策再好，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插曲）

　　今年47岁的梁云林是安徽省怀远县包集中学的英语教师，5月24号晚上、在教室里，一名高一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一张纸条贴在他身上，纸条上写着我是乌龟，我怕谁，旁边还有一只乌龟的图案。梁云林觉得受到，与这名学生扭打起来。6月4号、当地教育部门发布处罚决定，梁云林因为学生而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多教师认为的处罚有处理过重的嫌疑。6月8号，在报道此事的当天，教育部门将处分由改为降级。

　　《新京报》认为，以学生为理由梁老师，确实有处理过重的嫌疑。这样说的理由有两条，首先，发生在校园中的，指的是教师单方面对学生作出的带有性质的行为，但是、在这一事件中，梁老师与当事学生之间互有动作，不能说是梁老师单方面；其次，事情的起因是学生在老师的背后贴我是乌龟，我怕谁的字条，这对教师的人格构成了严重，而且、考虑到当时是在上课期间，以及师生的特定关系，性质就更恶劣。

　　《长江日报》表示，梁老师言行失当，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他选择了被羞辱后的激愤，令恶作剧剑拔弩张，肯定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学生在恶作剧后写情况说明，这本身就是对师道的挑衅；如果教育不能以合适的权威对冲这种挑衅，其破窗效应必然会出现师将不师的结果。换句话说，教师学生固然不对，但是、教师一旦了的，在教育软骨之后，必然带来学校弱势、校园戾气两大后遗症。现在、是时候谈谈的教育这个命题了。

　　《法制日报》分析指出，当地教育部门的处罚决定，有两处值得商榷。首先，对照教育部去年下发的《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行为处理办法》,梁老师的确应受到处分，但不至于受到的顶格处分，毕竟、这次并没有对当事学生造成严重的人身。其次，根据处理办法第五条，作出处理决定前，应当听取教师的陈述和，听取学生、其他教师、家长委员会或者家长代表的意见，并告知教师有要求举行听证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程序（、）就贸然梁老师，当然不能服众，更不能让当事人接受。

　　评论同时指出，如何处理当事学生，是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的一个短板。也就是说，如果有学生或者老师，那么、如何有效教师的人格权和生命权，这个问题目前在法律上还存在空白。很显然，教师们的权益也应该受到法律，这个问题必须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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